发现世界,发现自己——评姜守明教授主编《世界地理大发现》

来源:本站| 作者:向群| 浏览量:41 [收藏]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探索和发现自然的历史,也是一部在探索和发现自然环境中不断发现和认识人类自身的历史。”这是姜守明教授在其主编的《世界地理大发现》一书“前言”中的开场白,也是整部书的基调。

姜教授供职于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是博士生导师,长年从事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出版有《英国通史》第三卷(合作)、《从民族国家走向帝国之路》、《西方文化史》(合作)等著作。某种程度上,其学术经历也决定了《世界地理大发现》一书的落脚点是历史。虽然姜教授称《世界地理大发现》为一部“科学普及著作”,但大量一手信史资料、严谨的语言、辩证的思维,使得字里行间充盈着浓郁的学术文化气息,最终呈现出的既是一部人类探索和认识地理世界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人类挑战自我、征服自然的英雄史诗。整部书无论在内容架构还是行文立意上都有其独到之处。

首先,这部著作名为《世界地理大发现》,但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大发现”。

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大发现”在中国有另外一个名称——“开辟新航路”,西方常称之为大发现、大探险。西欧中心论主导下的“地理大发现”的起讫时间为15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叶,只突出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的作用。20世纪中期,原苏联著名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发现史的权威马吉多维奇出版《地理发现史纲》(又名《地理探险史》)一书,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地理发现通史精辟地确定了“地理发现”的概念:“指任一文明民族的代表人物第一次到达或第一次熟悉新的、各文明民族皆前所未知的地表的某一部分,或对地表已知各部分之间的空间联系予以确定,与世界地图的形成和正确化有关的文明民族的实践活动。”并指出,“地理大发现”起于15世纪末的哥伦布,迄于17世纪中叶。张箭的《地理大发现研究》即遵从这一观点,将研究时段限定在15—17世纪,并概言,“大航海大探险并取得大成果便构成地理大发现”。

与传统学界对“地理大发现”的界定不同,姜守明教授主编的这部书将“世界地理大发现”定义为“主要是近代早期以来西方文明对域外未知地理世界的探索和认识,同时也兼及古代的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及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北欧日耳曼人对未知的域外世界的探索与发现”。这里的“发现”,既有“文明社会对前所未知的地理世界的了解和认知”,也有“文明社会与当地土著人之间的互相沟通”。具体到内容架构上,则是尊重但并不局限于学术意义上的 “地理大发现”。全书选取世界近五十次在人类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地理探险与发现,详细介绍和再现其背景、起因、过程和结局,阐述它们的历史意义及启示。以古代世界第一个航海民族腓尼基人的航海探索和海外殖民开篇,以挪威、英国探险家对南北两极的探险与发现结尾,描述对象历时上下三千年,范围涉及七大洲五大洋。其中,一半以上的篇幅用于集中阐述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整体来看,这部书在降低阅读门槛的同时,却做到了理论、思想与格局的全方位提升,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深入浅出之作。

关于这部书的主体内容,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编者未将中国列入其中,应是出于丛书整体编排考虑。《世界地理大发现》为“大发现”系列丛书中的一部,其姊妹篇《中国地理大发现》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胡阿祥教授主编完成。《中国地理大发现》以洋洋五十余万字的篇幅,讲述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对自身与周边地理环境的探索和认知”。虽然将中国与世界的地理大发现“分割”成两部书,但两位主编分别在各自的著述中进行了延伸。《中国地理大发现》在“结语”中以“两个欧洲人寻找契丹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在“世界地理大发现”中的作用与地位。《世界地理大发现》则在“前言”中对中国人为什么没能融入近代世界开辟新航路的地理发现潮流做了简要回答。

其次,作为一部“科学普及著作”,书中渗透着强烈的人文关怀,尤其是对人类的探索精神毫不吝惜的讴歌。

回望历史的长河,可以发现,“人类早期的探险活动大多出于生存的需要,但也与某些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有关”,“人类天性的好奇和某些个人的特殊情趣,驱使一些人临时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去体验外界的生活,享受旅行的乐趣,探索自然的奥秘”(葛剑雄《〈世界探险史〉再版序》)。这些由天性驱使的纯粹的探险者往往在失败和挫折面前依然乐此不疲,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这样的探险者在《世界地理大发现》中比比皆是。

《中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对外扩张与地理探险》一节叙述的立志成为“一位伊斯兰旅行家”的阿拉伯人伊本·拔图塔(1304—1377),用28年的时间,沿着陆路和海道走过了约12万公里的行程,游历了绝大部分阿拉伯地区,以及中亚、南亚、南洋、中国等地。他为后人留下的《伊本·拔图塔游记》,是一部研究中世纪欧洲穆斯林统治区、北非和东非、拜占庭帝国和亚洲等地区历史的珍贵资料。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对东方的探险与发现》一节中将中国介绍给西方的第一人马可·波罗(约1253—1324),他不仅是一个连接东西方丝绸之路的开拓者,而且是一座连接中世纪和近代历史的宏伟桥梁。他的东方之行,前后跨度24年,回到家乡威尼斯时,长相不复从前,连说话的语调也已变得僵硬。他将自己精彩的一生凝聚成一部《东方见闻录》,满足了西方人的好奇心,更激起了几代欧洲人对中国的憧憬和向往。诸如此类,一代代充满智慧、热情与毅力的探险者试图以脚步丈量世界,为文明铺平道路。

这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对异域文明的向往,对于很多探险活动来说,既是原始驱动力,也是探险目标之一。只是,并非所有探险者都能如伊本·拔图塔、马可·波罗,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得偿所愿。海上航行除了随时可能面临的狂风暴雨和惊涛巨浪,还要经受饥饿和疾病的考验。开始或许还能吃到干面包,后面就只能以老鼠和木屑充饥,最后为了维持生命,甚至要吃包在船桁外面防止缆绳磨损的牛皮。因为长期缺乏新鲜蔬菜水果而导致的坏血病,使探险者牙龈肿胀得无法吃下任何东西。而陆地探险则随时可能发生与土著居民的冲突。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死于与菲律宾群岛土著的冲突,最终尸身被土著人带走;荷兰航海家威廉·巴伦支、丹麦航海家维图斯·白令死于坏血病,最终葬身大海;英国探险家约翰·富兰克林在开拓西北航路的过程中,为冰冻所阻,最终全员因饥饿与疾病而相继倒下。可以说,通往未知的路,洒满了勇敢者的汗水、泪水与鲜血。

浏览《世界地理大发现》全书,我们很容易发现,重视宏观背景下的细节描写是这部书一以贯之的特点。这种叙述方式一方面对探险之路上涌现出的英雄形象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另一方面也从历史维度对人性进行了揭示。

在死神随时可能降临的极限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可能性,或许会变得更团结更亲密,就像巴伦支的荷兰探险队,逃生时不忘把生病的巴伦支和另外的重病号抬上小船,后来面对巴伦支的死亡,“他的同伴们像失去父母的孤儿一样”;当然,也会有恐惧与愤怒支配人的头脑,抢掠、杀戮、背叛在人心阴暗的角落悄无声息攀爬的时候,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伊丽莎白时代有令人触目惊心的“海上司法”,但17世纪英国的航海家哈得孙没能幸运地躲过这种劫难,“叛乱的船员们将哈得孙和他的未成年儿子,以及一些患病的船员扔在一条令人绝望的小船上,然后逃之夭夭”。这些或高亢或低沉、或喜悦或悲凉的音符共同构成历史的交响曲,将人类文明的故事娓娓道来,只是,“这是个没有结尾的故事。整个世界仍是个‘美洲新大陆’。在人类知识的地图上,最令人瞩望的标识永远是terra incognita,即‘未知领域’”(丹尼尔·布尔斯廷《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

作为旁观者,我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沉浸入作者细腻而富有节奏的叙述中,为每一个英雄人物波澜壮阔的探险经历而心潮澎湃,同时又为人类文明坚实向前的脚步感到由衷的赞叹。这背后的原因,或许正如姜教授在书中所言,“历史本来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必然之中包含着偶然,偶然之中包含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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