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经七书》又称《武学七书》，简称《七书》。它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理论丛书，收录从先秦到唐宋间七部重要兵书，即《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虽然根据《太平御览》可以知道宋初就有过军事方面的“七书”，但《武经七书》作为一个整体正式颁定并被固定下来是在宋元丰年间，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四月，宋神宗下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繚子》《李靖问对》等书，镂板行之” 。自此，《七书》被定为官书，颁之武学，设置武经博士。《武经七书》是自宋代以来封建社会武举试士的基本教材。能否熟谙《武经七书》，成为统治者选拔军事人材的一条重要标准。

当时流行于天下的军事著作也有上百种，单单挑选这七本书作为中国古代考武举的基本教材，原因就是这七本兵书代表性最强。选择先秦时代的六套顶级兵书，即便是生活在现代的人也是无可厚非的，那里面有着丰富的谋略；然而选择《李卫公问对》的原因就复杂了。

首先，《李卫公问对》采用的是新颖的形式——君臣问答。秦汉以后直到两宋，对先秦学术的发展,，往往“疏不破注”，不单独是对经学，对先秦兵学也一样。具体的讲，截止到颁布《七书》之时，《孟德新书》的理论价值，可以说除了《武经七书》本身和《孙膑兵法》，再无其他兵书可与之比美；但是陈寿的《三国志》没有记载《孟德新书》，那么《新书》能否流传到北宋也值得怀疑了；即便《新书》流传到了北宋时代，它也只是解读《孙子》之作，与此书并列的还有另外十家注解的《孙子》，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什么新奇。

其次，在先秦时代，作战方式经历了贵族式的车站到基本靠步兵作战的沿革，而秦汉以后屡有异族政权凭借其骑兵优势南下侵犯中原的战争，先秦兵书的效用就不是太大了。《李卫公问对》则不同，它是记录唐太宗和卫国公李靖军事思想的史料，即便不都是卫公所作，却能反映卫公的实战经验——南平萧铣辅公祏、北灭突厥、西定吐谷浑，经验丰富、地域广阔、绝无败仗，而且灭突厥和定吐谷浑还是大兵团骑兵作战的典型例证。

第三，《李卫公问对》的思想性很强，甚至比先秦兵书透彻深邃。《问对》从探讨《孙子兵法》“奇正”命题入手，对如何争取战场主动地位作了深入的分析和多方面的联系；它继承了先秦六部兵书主张重战、慎战的原则；还继承了孙武子的“知胜有五”，总结出了“知败有十”；它还记录了卫公李靖发明的“六花阵”，此阵上承诸葛武侯的八卦阵，下启戚继光的鸳鸯阵。

于是，《李卫公问对》凭借君臣问答的特殊形式、借鉴了许多前人兵学思想、具有适应时代需要的骑兵战术三大优势，也被选入了官方军事理论著作体系中。后世武举考试都要从《七书》里出题。即便是曾经绍兴议和的宋高宗，也在建炎三年颁布诏令“就淮南转运司别场附试《七书》义五道，兵机策二首”。由此可见，宋神宗是很渴望收复旧山河的帝王，不是那个甘心签订澶渊之盟的宋真宗可比的；而且，他下诏校订的《武经七书》中收录了《李卫公问对》，反映了他重视提高骑兵作战能力的意识，是比较务实的。

1998年，齐鲁书社首次出版了李兴斌、刘庆、黄朴民、宫玉振等译注的《武经七书新译》，以《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武经七书》为底本，并参考其他版本，对原书进行了精心的整理和注译。除《唐李问对》篇幅太长，需要按段落注译，另外六本兵书都是按篇章注译的，最大可能让读者对中国古代这些辉煌的军事学著作能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本书获评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时隔20年后，2018年，齐鲁书社再版了这本《武经七书新译》，审校更为细致，于2019年10月再度获得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

山东省话剧院曾经排演过一出话剧《兵·道》，兵圣孙武的柏举之战被一带而过，更多的内容是在演绎“以战止战”“全国为上，破国次之”的理想和“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价值观。经历了战火的无情，孙武发现他所处的时代与《孙子兵法》初衷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全剧的最后请部将给吴王夫差传达一句话：“《孙子兵法》篇篇是兵法，莫当兵法读！”这样的哲理，非但符合“止戈为武”的古训，更符合当今世界需要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这一共识。既然如此，齐鲁书社再版《武经七书新译》的意义何在呢？答案是四大因素：其一，旧版的《武经七书新译》随着新近的一些考古发现，有些释读需要更新；其二，当今社会强调“工匠精神”，编辑细致入微的审校是“工匠精神”的良好体现；其三，和平是当今世界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全世界已经没有了炮火纷飞的战争，因而，我们的人民军队依然要做好维护和平以及应对信息化战争的准备；其四，虽说大多数中国古代的兵书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但先贤留给我们的战争智慧和“武德”，需要被我们继承和发扬——连宋神宗都注重军队建设、不甘军事的羸弱，更不要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了！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等于儒家学说或者儒释道三教，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永远都有兵家学说的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