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东西文化，启发聪明智慧
——《四书本义官话》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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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之为儒学经典众所周知；但“四书”最早的白话文版本竟出自一个外国人之手，可能知者甚少。在东西方文化日益融合和国学普及的今天，有必要介绍这样一本书——20世纪初，德国来华传教士安保罗用当时的白话翻译而成的《四书本义官话》。
19世纪初，传教士马礼逊通过翻译中国传统经典和编写辞书的方式，沟通了东西方文化，至今两个多世纪。两百年风云变幻，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融合的进程却从未停止。在马礼逊试图沟通东西文化之后一个世纪，另一位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以白话本“四书”——《四书本义官话》一书再次为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架起一座桥梁。因缘际会，又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四书本义官话》由胡瑞琴整理，齐鲁书社正式出版，以新的形式再一次呈现给读者。
19世纪初，传教士马礼逊通过翻译中国传统经典和编写辞书的方式，沟通了东西方文化，至今两个多世纪。两百年风云变幻，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融合的进程却从未停止。在马礼逊试图沟通东西文化之后一个世纪，另一位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以白话本“四书”——《四书本义官话》一书再次为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架起一座桥梁。因缘际会，又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四书本义官话》由胡瑞琴整理，齐鲁书社正式出版，以新的形式再一次呈现给读者。
作为一名汉学家，安保罗这部《四书本义官话》确有启发聪明、发掘智慧、感动悟心的可贵初衷，并且，在翻译、评析方面有四大亮点：首先，安保罗的翻译主观上以坚持孔孟学说精神实质为原则，同时又加入自身的理解与学术考证，这种严肃的翻译态度实为难能可贵。特别是安保罗把马礼逊曾经花费了大力气的《大学》进行了新一轮阐释，尤见其治学之严谨。其次，20世纪初的中国，语言的使用文白夹杂，安保罗的翻译则是以当时的白话文全文贯通，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充分彰显了德国人性格中的认真与执着。再有，不同于中国学者传统解经方法，《四书本义官话》立足于“理解”和开阔视野，而非死记硬背，这一做法能起到“启发聪明”“感动悟心”的作用，即使在乘互联网、多媒体之翼而掀起国学热的今天，这种启发、感动式的经典阐释，也是值得我们仿效的。最后一大亮点，就是安保罗的博学和他对中国文化的独到认知和深厚认同。毋须讳言，由于文化背景的隔阂，安保罗对“四书”的理解与阐释存在一定偏颇，但翻译过程中他对《礼记》《诗经》《尚书》《左传》《尔雅》俯拾皆是的征引，足见其学识之广博；而对《中庸》作者的考证更显其治学之精。
当然，金无足赤，正如前面所言，特殊身份与文化差异必然引发理解上的偏颇，安保罗的《四书本义官话》亦不能幸免。书中望文生义、与基督教文化牵强附会有之，典型者，如他认为《左传》是孔子所作，把“左”理解成“左侧”，又结合孔子名“丘”这个细节，有板有眼地论证出《左传》是孔子在《春秋》文本的左侧加上的注解；再如，他将“四书”的部分语句硬性与《圣经》——主要为《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和《哥林多前书》的内容联系在一起。作为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我们对此亦无需苛责，但求思想上清晰认识，合理取舍。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出版的《四书本义官话》，在装帧设计上亦颇有独到之处。封面的教堂和封底的原版书影，充分彰显了东西方传统文化的融合；书签形式的腰封设计，务求美观与实用相结合，亦不失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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