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山东省“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工程”启动，在第一批重点项目中，“管子通论”赫然在列。这一项目由齐鲁文化研究院原院长王志民教授担任顾问、王京龙教授领衔编委会委员。2019年夏，“管子通论”丛书由齐鲁书社正式出版。

最初的“管子通论”计划分上下两卷，最后竟然形成了五卷本，分别是：王京龙的《论管子》，战化军的《管子其人其书及管氏家族研究》，张艳丽的《管子思想研究概要》，郭丽的《管子版本研究通论》，杨纪荣、孙继成的《管子境外研究通论》。从内容上来看，这套通论管子的丛书可以分为三大板块：前两册是管子其人其族、其业其书，之后两册是管子与《管子》，最后一册是境外研究。在此不禁有人会问：三大板块的主题和五卷的书名几乎完全重合，似乎显得多此一举，实则不然：王、战两书，总体上侧重于春秋初期的管仲和桓管霸业，也就是放在历史环境下进行研究；张、郭两书，主要是依托《管子》这本书，偏重哲学和文献学；而杨、孙两人合作，是专门梳理境外对管子的研究成果。因而，三大板块的主题并不是画蛇添足。

一、管仲其人其族、其业其书

后世提及管仲，一般离不开夸奖管仲贤相、乐道管鲍之交、认可桓管霸业这三个话题，却很少探究管仲的家族及其早年的经历、性格。王京龙的《论管子》和战化军的《管子其人其书及管氏家族研究》，对这些探究比较少的内容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梳理；同时，这两本书都论述和总结了管仲在社会实践的理论贡献、治国安邦的措施和桓管霸业的历史影响。

有关管仲的生平（其人其业），《史记·管晏列传》主要讲了六大方面的内容：管仲是颍上人；从管鲍之交到桓管霸业九合诸侯；管仲执政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秘诀就是“与俗同好恶”；管仲善于“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和“贵轻重，慎权衡”的特点；管仲生前曾经拟富齐桓公，却没有受到国人诟病；管仲死后齐国但凡继承其政治遗产，依然“常强于诸侯”。不过，王京龙也指出，这篇传记中没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尊王攘夷”，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毕竟，孔子也高度评价管仲，有名言“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由此可见，桓管霸业保护了先进的中原文明，这是后人永远不会抹杀的历史功勋。王先生认为，《史记》没有具体写桓管霸业的“尊王攘夷”事例，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史记》创作的时候正值汉武帝大一统的鼎峰，这不同于春秋时期中原诸侯与四夷经常发生战争的紧张关系，虽然其分析不全面，但颇为新颖。

综合王京龙、战化军的观点，被《管子》的门派归属影响的，不仅有《史记》对“尊王攘夷”事例的淡化，还包括《管子》一书的流传和境遇。而《管子》这本书最大的讨论焦点，首推其学派归属问题。无论是认为《管子》是“稷下学宫的学报”或者儒法道兵等思想的“杂烩”，都是偏颇的，因为这本书或多或少都打上了管仲“经略家”的身份和功业这一烙印。这也是王京龙、战化军两本书的共识。

当然，关于管仲和《管子》，有些事情是难以靠一个学术项目来完成统一的。除了《管子》的学派归属问题，还有就是管仲的家族起源、管仲的生卒和管仲的早年经历。这些内容只能最大限度趋同，无法像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那样清晰明了，如王京龙《论管子》第一章《对管子其人的再认识》、第三章《管子的生平轨迹》、第四章《管氏家族的起源》，战化军《管子其人其书及管氏家族研究》第一章《管氏起源与管氏在齐》、第二章《管仲早年的坎坷经历及独特个性的形成》。

二、从管子到《管子》

对管子的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解读，至少自孔子以来就没有断过，张艳丽的《管子思想研究概要》从评论管子的品德与业绩、分析管子的思想、整理《管子》的相关文献三个方面，以历史发展为线索，充实和丰富了管子学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为管子的人物传记、思想史的撰写提供了理论参考。而郭丽的《管子版本研究通论》，主要是评介《管子》成书的特点和刘向以来重要的43种颇具代表性的版本，包括南宋2种刻本、明清两代有代表性的各5种版本、民国时期版本10种、当代版本21种，通过比较研究论说《管子》各时期、各版本的优劣，方便掌握《管子》版本流传的全貌。

当前学术界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从历史来看，不可否认，诸子百家是贤相管子与《管子》一书的桥梁。孔子作为儒学开创者，站在“仁爱”和“尊王攘夷”的立场上鲜明地肯定了管子，只是在个人生活细节上从“礼”的方面批评了管仲；孟子在“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的背后，只是抛弃了管仲“霸道”的外壳，却在“五霸，桓为盛”的评点中肯定了管仲“仁道”的内核。孔、孟二圣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几乎是无人可以媲美的，他们两人不论通过什么方式，一致认可桓管霸业是在借助“霸道”推行“仁爱”、一致认为鲁文化“尚德”但也该吸取齐文化“尚功”的因素，这对于管仲思想的传播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推手，同时也确定了管仲历史地位的基调：在真正开始独尊儒术的东汉，《汉书·古今人表》把先秦诸子分为九等，管仲是唯一名列上三等榜单的儒家以外的先秦诸子。

秦汉以降，先有《史记·管晏列传》，后有唐代文豪柳宗元《四维论》、宰相李德裕《管仲害霸论》，继之有北宋文学家苏洵的《管仲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讨论管仲的功业与思想的代表性作品；现代的学者著作，从20世纪末戴濬的《管子学案》到2016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王京龙《管子与孔子的历史的话（插图本）》，还有许家星《生而利还是死而义？》等论文，颇为大观。在丰富的管仲思想述评中，除了古代文人士大夫和当代学者专论管仲，《管子》这本书也有相关记载。这样一来，就有许多点评管仲的文章记载没有把管仲和《管子》分开。其实，这就是战国时代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的一大产物：杰出的齐国人往往都有对应的典籍，如司马穰苴和《司马法》、孙武和《孙子兵法》，就连不是齐国人的慎到也因为稷下先生的缘故而有《慎子》一书；与此不同的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等，虽然也是一时人杰，却没有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典籍。所以，在研究战国版“百家讲坛”的平台上促成的《管子》所包罗的思想时，需要像张艳丽《管子思想研究概要》一样慎之又慎，这才取得了既体现纵向思想深度、又体现横向思想广度的成果。

战乱中，《管子》原书86篇，到刘向整理文献的时候缺失了10篇；而通过刘向以来的努力，后世的《管子》基本上没有遭遇劫难。在历史的积淀和当代考古发掘中，出现了诸多研究《管子》的著作和《管子》不同的版本。在这些研究《管子》的著作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具体成书的年代及作者。关锋、林聿时认为部分篇章是管仲遗著的看法，得到了李曦的认可，却被顾颉刚、张舜徽所反对；余敦康、孙以楷、张岱年等人则共识——需要承认稷下学宫中有一个“管仲学派”，因此应当把《管子》分类研究；吕思勉继承了清代学者的看法，提出了“家学”这一说法；李零、唐兰、李学勤的研究成果采用了“二重证据法”。在这些版本中，就有《新世纪万有文库》版的《管子》和“诸子集成”系列中黎翔凤《管子校注》——前者是我在18年前最开始接触的《管子》，后者是我最近6年来一直在研读的版本。

也许我们应该这样看待《管子》版本问题的讨论：不同学术背景、社会背景下，不同的学者对《管子》成书的年代和作者提出各自的见解，这才是管仲或者稷下学宫抑或是齐文化留给我们的启示：与解读《管子》的思想一样，我们只要结合我们能接触的史料，就不必在《管子》版权归属的问题上太过纠结。在无法穿越回古代的前提下，对《管子》的不同见解完全可以参照《十一家注孙子》的做法——有什么不同之处都列举出来，让今后有关《管子》译注、评析的学术著作不拘泥一己之见，让《管子》做到从诸子百家走来，经过历代学者而走向当今读者中去。

三、境外治《管》概要

管子学的境外研究起步比较晚，外译的语种也少，主要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如何研究管仲其人和如何研究《管子》其书，推介性强于思想性——毕竟，连大陆学者都不得不承认“《管子》号称难读”，翻译成外文的难度已经很大了，更何况欧国外（特别是欧美）学者呢？所以，从文化交流的总体格局来看，这样的研究，对于传播中国管子学自己的声音和观点、把握境外学者的相关看法，是具有纽带作用的，也有利于新时代下讲好中国故事、打通中外的新概念和新表述。私以为大陆学者今后要做的努力，首要的工作在于结合历代名家对管仲生平和思想的文章，对《管子》全书进行批注式的点校与整理；其次是在上面提出的让《管子》“从诸子百家走来、到当代学者读者中去”的基础上，尽全力将《管子》的白话文翻译做到最精确、最全面。这两件事情做完，《管子》书中所充斥的治国理政的智慧，会吸引更多国外学者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讲，杨纪荣、孙继成合作的这本《管子境外研究通论》先将“境外”分为欧美、日韩、台港澳三大区域，然后基于管子境外研究的原始文献，在三个方面进行梳理：一是梳理主要学者及其治《管》的学术成果，二是详细描述境外研究人员的学术背景、代表性成果和影响力，三是探讨境外治《管》的基本规律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更好地“走出去”，前提有两个：一是大陆学者的努力，二是要借鉴境外管子研究的代表性成就。杨、孙合作的《管子境外研究通论》基本上开创了大陆学者系统梳理境外治《管》成就的先河，相信日后海内外对管子其人和《管子》其书的研究会更上层楼。

四、管子的历史遗产和现实意义

管子的历史遗产，主要是桓管霸业的思路和管子思想的现实意义。虽然桓管霸业已经作古，但是以“仓廪实而知礼节”“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传承、借鉴的意义。诚如王京龙所言，管子的思想价值有三大特征：第一是在宏观管理理论和经济发展的普适性，第二是“礼法并重”时代的产物对“德主刑辅”和西方法治的而言的民族性，第三是突出的变革性。这三大特征使得管子思想社会价值的构成也分成了三部分：从民族文化传承角度生发出来的学术价值、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与利用衍生出来的应用价值、从民族交流角度延展出来的品牌价值。

走出象牙塔，管子思想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三点。首先，管子思想是民族文化的精神脊柱的一部分，与孔子开创的儒学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齐鲁文化。其次，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学理论讲究“独胜”，不太符合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趋势，只能在军营文化中传承，在社会上只能借鉴兵书的管理智慧；既然要学习管理智慧，就应当从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孟子》和《管子》取经。第三，人类文明的多元性和当今时代多边主义的诉求，让《管子》再次成为时代的“宠儿”——管子的胜利，是其理论体系应用价值的胜利。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我们要格外注重从儒、墨、道、法、兵、名、纵横七大学说和《管子》中汲取养分，特别要注重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环境下对修身养性、治国理政、多边合作、加强法制四个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