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宋代名相赵普的典故，除了策划陈桥兵变和“杯酒释兵权”，还有广为流传的“半部《论语》治天下”。记载赵普读《论语》治天下的文献，从司马光《涑水记闻》到朱熹死后罗大经的《鹤林玉露》，最后由元代戏剧家高文秀在《遇上皇》的台词而定型为“半部《论语》治天下”，从密室读书最终发展为只凭上半部《论语》就能成为宋初良相，不仅把赵普传奇化，更把《论语》鸡汤化了。

但是笔者今天要说：只要我们把整部《论语》的精髓融会贯通，是可以加强领导力的，这一点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密切相关。楼宇烈先生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把实践理性与纯粹理性分得那么清楚，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哲学以实践为特性。中国传统哲学不会离开实践而去抽象地谈纯粹理性，它更强调实践性。”有人认为中国的儒家学说在哲理性方面不如道家、名家更严谨，中国古代最核心的行为准则是《论语》而不是《道德经》，然后用重视理性的西方哲学为标尺来审视中国古代史，就得出了“中国古代没有哲学”的结论。但是，周公、孔子以及后世的董仲舒等人归纳、总结的偏重实践性的理论，塑造了中国特有的人文主义，而没有出现西方的造物主和神学——要知道，西方的文艺复兴，借助的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故事和人物，阐述的却是人文主义的理念。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进程，要求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借鉴西方哲学，同时也要求西方文化借鉴中国文化，所以，作为中国古代行为准则核心内容的《论语》，是东方领导力的主要思想源头和内在精髓，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李曰春先生认为：“西方领导力基于以科学文化为主要特色的西方文化，注重制度设计、目标考核和动机激励；而东方领导力基于以人文文化为主要特色的东方文化，注重人文关怀、道德认同和心理归属。”楼宇烈先生也曾指出：“科学思维是从静态出发的，或者是从具体事物出发的；而中国的人文思维，则是从人出发的，或是从人事出发的，是动态的。”然而，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国人经常偏执于科学思维、淡化人文思维，是具有一定的必要性的。不过，当历史发展到21世纪时，“人类中心主义”和“科技万能”正显现出许多弊端，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不论是象牙塔里的学术研究，还是社会上的统筹管理——需要回归“执两用中”的思维，发扬中国文化讲究“汇通”的精神，告别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李曰春先生《半部论语治天下——孔子谈领导力》这本书，表面来看是因为《论语》记录了孔子丰富的从政经历，在本质上则是高度的文化自觉体现出的文化自信，这是难能可贵的。

《半部论语治天下——孔子谈领导力》还有两项优势。其一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者抓住了孔子“修齐治平”的政治抱负，深入挖掘中国文人自先秦以来的以天下为己任、“学而优则仕”的精神，从“责任担当”“团结合作”“学校创新”等11个方面展开论述。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可以说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献礼。其二是专门将孔子的从政经历梳理出来，让广大读者读到了一位不只是在杏坛端坐的夫子，还读到了从中都宰做到司寇、被猜疑而周游列国、回国后依旧关心国事的士大夫。

科技创造不是仅仅为了满足人类的发明欲和成就感。科技虽然帮助了我们，但它如果没有人文精神的指导，就会失去灵魂。现在要大力呼吁人文精神的回归，人文教育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