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人文精神与史料疏证的延续
评《<史记>日本古注疏证》

来源:本站| 作者:王皓淼| 浏览量:65547 [收藏]

两千一百二十年前,太史公开始撰写光照日月的《史记》,最终成就了迄今为止后人研究中国两汉先秦历史最权威、最珍贵的历史著述;而《史记》巨大的史学价值和司马迁不忘父托,矢志不渝,秉笔直书的人文精神,也使得国内外的学者对《史记》和司马迁的研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2016年2月,齐鲁书社出版了张玉春教授的新书《<史记>日本古注疏证》。这是国内外第一次全面梳理《史记》日本古注的著作,可以看作是张教授《<史记>版本研究》续笔,为研究《史记》和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以及了解日本古代学者的历史观,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笔者多年来醉心于《史记》这门学问,经常读到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著作,特别是2007年读张大可的《史记研究》、2010年读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和2012年读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今天,笔者通读了张玉春教授的《<史记>日本古注疏证》,获益不少。

首先,《疏证》引用了大量古代的中、日学者对《史记》进行考证的残存条目,比如谯周的《古史考》、陆善经的《史记注》、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藤原英房的《史记说》和桃源瑞仙、月舟寿桂的考证。因此,本书名为“疏证”,实际上也具备一定的辑佚功效。

其次,虽然泷川资言1934年写成的《史记会注考证》至今仍研究《史记》的权威著作,但是将两部著作进行比较研究后,会发现《疏证》相对于《考证》的三大优势:一是《考证》系日本学者搜罗材料补充作为传统成果的“三家注”,而《疏证》则是中国学者梳理海外研究《史记》的成果;第二,《考证》和本书都未能收录王国维对殷商先公先王的考证,但是本书不收录王国维的成果是为了更好保持日本古注原貌,而《考证》未收录王国维考证成果实属不该;第三,《考证》把真伪相杂的《史记正义》佚文照搬照抄,而《疏证》对待这1000多条佚文的态度则是旁征博引有所取舍。简言之:虽然本书未必能在深度上超越《史记会注考证》,但是在广度上足够弥补《考证》的不足。

当年研读《史记会注考证》,看到书末列举的参考文献有《桃源抄》《幻云抄》《博士家本解<史记>》之类,可是要查寻到具体条目着实很难,而这本《疏证》的确能为治《史记》者提供便利。比如:

《疏证》P155“去沙丘、巨鹿敛三百里。”注解“师说:敛,不足。”

——此处“师说”便是桃源瑞仙的注解。

《疏证》P219”鲍叔遂进管仲。”注解说“幻谓:韦昭注:‘鲍叔,齐大夫,姒姓之后,鲍敬叔之子书牙也。’”

——此处“幻谓”便是月舟寿桂《幻云抄》的注解。

《疏证》P224“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注解中有“菅氏说:见读依字,言被观览之下节,而即被弃去也。宜读见下节。”

——这里的“菅氏说”便是“博士家本”的注解。

司马迁忍受着奇耻大辱,以残缺的躯体,不屈不挠,为我们留下了这部贯通古今,光耀千秋的《史记》,让后人在研究中国两汉先秦历史的过程中,可以无限接近和还原历史的真实,这是《史记》对中华文明传承的伟大贡献;而研究《史记》,对它进行翻译、考证、注解、注疏,也需要同样的史学态度和治学精神。惟此,才能让我们对《史记》这部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辉煌的史学巨著有更加全面、准确和科学深入的了解。因此,《<史记>日本古注疏证》称得上是中外史学家研究《史记》的又一硕果,相信读者会由衷为它的出版和研究成就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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